获准入股

有诚信、理性、敬畏，法治化、民主化、市场化，就是健康的，就是长久的。

中国货源源不断出口，现在成为一个景观。如果十几亿人的国家都不敢想、不敢试、不敢做，怕犯错误，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。

改革开放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把家庭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，这些分散的积极性和努力虽然力量小，但尝试的方向无穷无尽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中国做对的事情中非常重要的一项。原有政企合一就是国家政权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一起，比如人民公社，国家政权硬绑，与经济决策权捆绑，改革开放后逐渐分散，但在很多领域还看得到政企合一的影子。走了一半，停下来，在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中，权力能够套现的市场价值会越来越高，对权力的制约、监督、管理就应该提上日程。企业发展要竞争，就会把工资、福利抬上来，这就是市场规律，再加上法律、舆论、道德引导，问题会处理的好一点。靠命令不能解决价格问题一个国家再落后，总有些领域生产力相对较高，总有些资源禀赋更加富裕，原来是穷，但体制改过来以后，打开国门竞争，穷反而意味着成本较低农民通过联产承包，经营决策相对自由，很多经营者追逐利润和市场份额，与之相关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价格机制，也就是不再以为靠命令能解决价格问题，不再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，信息成本这么高，不可能把决策集中起来统一计划。

现在很多知识，就是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理论基础，种种理论说明为什么这一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福特汽车快速发展的时候，你看有多少英国公司起诉它。我们报告的特色主要在于，沿着国情和世情这两个线索研究2030年的中国。

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，将为人类提供重要的经验，也提供一种道路。多数西方学者不会认同用政府规划去引导国家的长期发展，因此在他们的模型里，也不会加入这些因素。应当说2030年的世情研究是世行的专长，但在他们的报告里只是点到了，并没有做专业化的分析。继和谐世界、和谐亚洲之后，我认为大同世界 提出了非常明确、响亮，而且通俗易懂的中国的世界观。

二是到2030年共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。两份关于2030年的中国的预测报告先后面世，形成了令人鼓舞的中国学者与世界银行的信息竞争、知识竞争和政策竞争。

报告的执笔人是我和鄢一龙、魏星两位七零后和八零后的青年博士，他们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得到锻炼，为他们将来持续性地从事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，这也是我教书育人的初衷。当时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，世行2030年的中国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报告会，我们也面对面地交换了意见。我本人在去年6月中旬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我的英文著作《中国2020：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》的图书首发式，其间受世界银行东亚局首席经济学家尼赫鲁博士的邀请，在世界银行总部做了中国2020至2030年发展趋势分析的学术报告。这一次预测延续了以前的分析模型和方法，很有可能仍然低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。

我们认为，这三种趋势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发展优势和制度优势。您如何看两者之间在研究上的异同或者竞争？胡鞍钢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）：中国走向何处？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？这不只是中国的重大话题，它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话题。我们要学习世界银行报告，但是不能总是迷信他们的报告。但这一次至少他们有我们这个对手。

这里要强调的是，观看中国这座庐山真面目，需要多种视角、多种方法、多种数据、多种信息来讨论和分析。无论对于中国政府，还是中国社会公众，讨论如此长远而重要的话题，需要的不是一个报告，而是多个报告。

而南北关系变迁和共同富裕的问题都在世行报告的视野之外。这一回避使得今天这个报告甚至不如1983年的第一个报告。

即便过去10年也是存在误差的。但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贯穿于中国发展过程中，也贯穿于国家领导群体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中，这种影响是只有两三百年历史的现代分析方法难以相比的。我们在报告中专门介绍了四大直辖市中城乡差距最大、地区差距最大的重庆缩差共富的创新经验。这反映它的经济分析模型存在一些问题，对中国经济发展机制的认识有所不足，对中国的趋势背后的动因分析不够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或许是我们对南方国家的一个贡献，进而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。世行专家组是在2010年年底来北京进行调研的，其间邀请了中国专家进行咨询，我也在受邀之列。

改革开放后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第一个报告是1983年的《中国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》，其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因素，高度赞扬了社会主义的中国，认为中国在极低收入的条件下，预期寿命非常高，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。《2030中国》的基础方法与世行相比差别并不大，关键区别是我们重视那些中国特色的因素，比如国家规划的因素，在国家规划指导下市场驱动的因素，我们形象地讲，就如同两只手就比一只手要好。

形象地讲，我们只有七八条枪，是不具备竞争优势的。我们估计2011-2030年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7%-8 %的高增长，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。

我们研究中国的思路和框架是毛泽东、邓小平战略思维的路子加上专业化。我们更多是受到毛泽东、邓小平的思想、思路、思维的影响，从《2030中国》这本书的字里行间，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子。

发展经济学上并没有共同富裕的主张，这是中国的原创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邓小平既主张先富论，更主张共同富裕论，而且他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。真正的成功的标志就是共同富裕。即将公布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《2030全球趋势》报告，也将重点关注中国、印度趋势及其对全球趋势的影响。

强调这一趋势，事实上凸显了长期被冷战意识所掩盖的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变迁。当然世行不会考虑到这些关键性因素。

当然，直到世行报告正式发布，我才知道他们是一个训练有素又非常庞大的团队，包括50多名各方专家，而且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他们进行合作，从研究人员规模看，远比我们多得多，从研究资金投入看，也远比我们大得多，而且还有世界银行对中国技术援助的强大支持。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，而是自觉的。

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，甚至缺乏解决这一难题的意愿。这是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思想。

而我们更宏大的预测是，由于中国、印度、巴西等国的崛起，全球有可能从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大趋异时代转向世界大趋同的时代。《2030中国》的整个理论基础和思想（共同强大和共同富裕）就是这种结合、融合的产物，我们提出大同世界显然也受了党中央提出和谐世界的影响。在世行报告之前，胡鞍钢教授及其团队于2011年就发布了名为《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》的报告，两份报告先后面世，形成有益的信息竞争、知识竞争和政策竞争。我们分析了中国发展的逻辑，认为它是三种趋势的结合。

仅从共同富裕和大同世界这两个核心词来看，清华报告与世行报告有不小的差别。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也表达了在上述四方面持续推进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诺。

另有中心的其他研究人员也提供了支持工作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本书集成了我们多年以来研究成果之精华。尽管我们也认为实现这两个目标非常困难，但人类的本质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理想，更何况我们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、伟大的人民、伟大的国家，更需要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，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，而且我们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做到的。

其三，我们特别强调了国家财政的再分配功能。对此，世界银行是最有发言权的，但他们在报告中却没有进行讨论，发达国家的学者大概不愿意说这些话。